我印象中的“六七事件”

W生活人 申博官网备用网址_申博私网合作 242浏览

我印象中的“六七事件”

1966年我在(北京)师院附中上高二。这年的6月对我来说,“文革”来得很突然,我一开始有点懵。怎幺文化界的大批判,忽然变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场“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要对着谁?回家请教了刚刚从大连社教回京的父亲马文瑞,他说得更不靠谱,他若有所思咬文嚼字地说:文化大革命嘛,就是文化人的事情。

和所有当时在校的师生一样,6月7日这一天是我们终生难忘的一天。因为这一天不仅距我18周岁生日仅差两天,而且那一天发生的剧变成为附中标誌性事件,是一个分水岭,从此学校走向毛主席所要求的“大乱”,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大分裂。这道裂痕深刻在这一代人的身心,成为抹不掉的时代印记。

6月7日早,还未正式上课,是每天惯常听校广播的时间,我们班在教室里静静等候校领导如往常一样广播训话。半天,杳无声响。正莫名之际,有线广播突然传来:“同学们,有人抢佔校广播室,大家快来保卫校广播室!保卫校党支部!”话音刚落,已听到楼道里挤满了人,乱鬨哄的。这时,班里有位同学说,都什幺时候了我们还坐在这儿?我们应该支持高柯柯到广播室讲话。倾刻,班里象炸了窝,乱作一团,再没有一张安静的课桌了。

我好奇地跑到了二楼广播室门前,一看挤满了人,当中被围着的正是那位我敬慕已久的第一批高中学生党员、一贯以艰苦朴素着称的高柯柯,她正对着主持发展她入党的教导主任杜森老师大声喊着:“为什幺不让我们进广播室?我们有话要向全校同学讲!”这场面令我始料不及,二者都是我平素敬重的人,此刻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口号声、叫喊声和互相推挤的人群使一、二层楼道楼梯形成一个风暴眼!一时间,我心咚咚乱跳,真是慌了神。正不知所措时,听到有人喊:不让进广播室,咱们就都到大操场去辩论!于是,人们簇拥着高柯柯和杜森主任向操场涌去。我跟着人流到了操场,人越聚越多,乱乱鬨哄,有人搬来椅子,让高柯柯站在椅子上讲,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也听不清讲些什幺。这时,有人问我:怎幺办?这不乱了吗?有人说:艾校长不知在哪里?他可能还不知道这儿的情况。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赶忙去找艾校长。正在楼道里窜来窜去时,突然看到很多同学围在艾校长身边,被拥着往楼道东边走,我迎头向艾校长喊了声:艾校长,学校乱了,怎幺办?艾校长说:学校不能乱!我去向上级反映。你们有什幺办法也想想,不管怎样,学校不能乱!

一时间我受到了鼓舞,定神想了想,正好我姐姐好友的爸爸是刚刚新上任的北京市市委书记李雪峰。我兴奋地立刻搜出小电话本冲到传达室,将电话直拨到了李雪峰家里,他的秘书接了电话。我气喘吁吁地说:我有重要事情报告,一定请李书记接电话,我是谁谁家的,谁谁的妹妹。不好了,学校乱了,快派人来吧。很快李雪峰接了电话,说:不要着急,我们会马上请团中央派人去的,告诉同学们,一定要遵守秩序。我说:快派人来,越快越好!

我异常兴奋地去报告艾校长。只见艾校长正慌张地从楼道里向院外走,我说:艾校长,我给市委书记李雪峰家里打了电话,他说马上让团中央派人来。艾校长点点头说:那好,那好。我焦急地等着李雪峰书记派的人来,左等右等不见来,心象长了毛刺一样忐忑不安。而操场上辩论气氛愈加火爆,有声泪俱下控诉的,也有高呼口号保卫校党支部的;站在反对校领导学生一边的徐顺刚老师没讲几句就被人举着写有“大右派”的标语轰了下去,并被“押”走。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大约十一点半了,突然有人高喊:上级领导派人来了!只见来者急匆匆地走进教学大楼,一边走一边说:“我是团中央的,我叫胡启立。”这时,我悬着的心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心想,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胡启立在学校礼堂的檯子上讲了一通话,无非是要大家遵守纪律,照常上课,不要出校上街游行。他最后高声说:“革命同学们,我支持你们!”同学们也分不清他支持的是谁,却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

胡启立来了,很快又走了,似乎对那种混乱局面,他也无能为力,象是面对燃起的大火,浇了一瓢开水。扬汤止沸,毛主席点燃的大火,谁能抵挡得住!从这一天开始,学校便燃起了“文革”熊熊大火,学生分裂、教师分裂,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全然进入了无政府状态。

如果以6月7日当天划线,我是“保皇派”,但过了那天,就再也不敢当保皇派,保校领导了。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文化大革命”,做革命的促进派!表面看这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得紧,转得快,可实质就是一种惶恐、恐惧笼罩下的投机心理所致。因为毕竟也有同是学校团干部和学生党员的同学没有盲目造反,他们背负着被人们指责为保校领导、保皇派的诋毁,抬不起头来,这在当时红色恐怖的氛围下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良心!比起他们,我感觉自己人格和人品上矮了一大块。这是多少年之后,在我对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有了一定认识后的一点敢于直面自己灵魂的、可怜的反思吧。

“文革”开始前我正在争取加入党组织,也是学校重点培养的积极分子,只是因为年龄不到,没有成为最早两批学生党员。造化弄人,“六·七事件”两天后生日那天,我没有加入共产党,却是加入了红卫兵。那天我们胸戴小小的金黄色毛主席像章和-枚象徵党中央的天安门小像章,握拳高高举起右手,在校门口的红旗下宣誓加入了红卫兵。领誓者不是校领导,也不是团支书和班长,而是一名连团员都不是的同学。记得誓词有这幺一句话: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永远做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卫兵(简称:红卫兵)!后来听清华附中的张承志说,5月29日晚,他们在圆明园废墟上议论:当年苏联十月革命有一批自称是保卫苏维埃红色政权和列宁的红色卫队,有叫赤卫队的,也有简称红卫兵的。于是,他们仿效成立中学生造反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中国红卫兵诞生了。此后,他们连写三篇论“造反有理”文章寄给毛主席,并获得毛主席“热烈支持”!“红卫兵”由海淀中学的星星之火,迅速蔓延到北京各院校乃至全国。

1966年的10月,我因父亲被打倒成走资派而变为“黑帮子弟”,悄悄自动退出了红卫兵,“兵龄”不足四个月。

6月中旬,学校如同往年一样,去郊区农村帮老乡麦收。少许人留校,我和我们班不少同学被分到教师楼负责看管留校的老师和校领导。那时无论是社会上还是校园里,都照着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斗地主的方式,兴起了无端或故意打骂、侮辱老师和校领导的野蛮行径,给他们随意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戴高帽、游街,关劳改队、囚牛棚,他们受尽凌辱、恫吓和折磨。为避免有的老师和校领导发生意外,我们班若干人被安排轮流值班和查夜。

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位安排在我前面值班的同学突然惊恐不安地找到我说:今晚艾友兰(艾校长已成了看管专政对象,没有了人身自由,被关在学校教师楼里)可能有情况,他几乎写了一晚上毛笔字,只写一句话,也不睡觉,你快去看看。我急忙跟着他到了艾校长房间,门是开着的,艾校长侧身对着门低着头写毛笔字,见我们来了,缓缓抬起头望了我一眼,然后继续写字。这是自6月7日那天后,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只见他面容憔悴、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疲惫不堪的眼睛充满血丝,头髮有些蓬乱,人显得有气无力,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风采。他面前横着一张长方形的课桌,桌上布满一条一条的毛笔字幅,字迹工整、清晰,一条条看下去全是同样的一句:“一失足成千古恨”。只有这七个醒目和令人惊异万分的大字!他一遍遍反覆地写,写了一床一地一桌子。这七个触目惊心的字,深深地映入我的眼帘和脑际,抽打着我的心,搅扰着我的思绪,令我心碎,令我多少个夜晚辗转难眠,直至47年后依然让我灵魂颤慄、惊魂不定,难以名状。我想,艾校长经历的那些非人的日日夜夜,让他这个15岁就投身革命,出生入死追随党的热血男儿受了多大的刺激和伤害,才有如此之悔恨和怨艾。我想,他年轻时一定有很多选择,处在那种境遇下的他,一定会想怎幺就偏偏选择了这幺个曾被认为是塑造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业?莫说艾校长了,自“文革”开始不久,我就暗自发誓狠下心,今生今世决不当教师。可是命运偏偏如此捉弄人,“文革”后期,为了能回北京,我竟然争着报名当老师,被挑选为回京补充师资队伍的老高中生。即便当了老师,对教师这个职业依然是心存疑惧和后怕,总有阴影缠身。

“文革”过去多年后,我和几位同学相约去看艾校长,见面后,他依然笑容可掬、亲切和蔼,全然没有“文革”所受磨难、屈辱的丝毫痕迹和怨愤。大约是2007年,又去看过艾校长,见我们来了异常高兴,他正在家里练书法,依然是那笔好字,还拿给我们看。他是那样的爽朗热情、兴緻勃勃,和“文革”时那晚的愤笔疾书形成巨大反差。没有几年,听说艾校长患了重病,我们马上赶去空军总院看他,见到他,我吓了一跳,好端端的一个艾校长,被病魔折磨得面黄肌瘦,孱弱不堪。他强打着精神和我们说话,偶尔还笑笑,显得很吃力。不成想,那次见面竟成永诀。2010年7月20日,艾友兰校长溘然长逝,离我们而去。举行遗体告别那天,我不在北京,但听说去了很多很多的同学和老师,可见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有多重。

1966年6月7日,此生难忘之日,也是不应该忘记的日子!

(摘自首都师大附中《百年回首》)

与本文相关的文章